对近代中国煤矿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目前学术界对于我国近代煤矿史的研究主要分为帝国主义的掠夺、矿难与工人运动以及近代煤矿的开发与城市的发展等几个重点研究方向。除此之外,在对近代煤矿业发展的总体和分区研究上也取得了不少成果。但总的来说,我国近代煤矿史的研究仍存在诸多不足,在资料建设及研究内容、研究理论方法等方面,也有待于进一步拓展。     

《黑板》：文明与精神救赎的双重解构

电影符号学理论将电影解释为一种特殊的符号系统和表意现象。运用电影符号学理论中有关隐喻的概念对伊朗电影《黑板》中黑板、真主、女人、老人、孩子、语言等视觉符号进行解读可知：黑板暗喻现代文明拯救的尴尬,真主隐含宗教救赎的无望,女人代指女性身份的缺失,孩子和老人显示战争阴云下库尔德民族历史的空白,语言则隐喻国家发展构想在苦难民众中的无意义性。影片运用这种视觉符号的隐喻与映照,消解了文明和精神信仰对该民族救赎的可能性,表达了东方传统文化的失落与导演通过国界线这一视觉符号所质疑的传统意义的国家和民族主义,同时也完成了对库尔德民族未来之路指向何方的拷问和质询。     

论唐诗语言研究对辞书编纂的意义——以白居易诗歌为例

随着汉语史研究的深入发展,唐诗语言研究亦逐渐得到重视。不过,从总体上看,其研究仍显滞后,这直接影响了大型语文辞书的编纂。以白居易诗歌为例,其语言通俗、语料丰富可靠,且出现了大量新语词。这些语词或可增补《汉语大词典》未收词目,如＂分诀＂、＂荒狂＂、＂静尽＂、＂寄问＂、＂妓席＂,或可添加其未收义项,如＂第一＂、＂大采＂、＂破漏＂,或可为其提供或补充书证,如＂騃童＂、＂道程＂、＂肝家＂,或可纠正其不确释义,如＂故故＂、＂轻欺＂、＂饶＂、＂新蝉＂、＂云碓＂,因而在唐诗语言研究中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     

西南联大数学系的教师资源与教材选用特色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数学系教师队伍荟萃了众多学术造诣深厚、教学经验丰富的名师大家,在数学教材选择上,基础课、专业课教材多为国际流行名著、原著;选修课教材则多为名家名著配以自编讲义,其讲授内容多为新老教师辛勤钻研的最新成果。这种教师队伍和教材选用特色成就了联大数学教学与研究的一段辉煌历史。     

从词汇角度看《大比丘三千威仪》的翻译年代

《大比丘三千威仪》,旧题“后汉安世高译”,一些学者也把它当作东汉语料来使用,颇值得商榷。从词汇角度考察,《大比丘三千威仪》中“阿闭梨”、“布萨”、“捷椎”、“檀越”、“维那”等佛经译名以及“橙”、“抖擞”、“猛利”、“某甲”、“爬”、“绳床”、“食堂”、“下”、“执作”等普通词语最早见于两晋时译经,未见于东汉三国可靠译经,而部分普通词语亦始见于晋代（或者更晚）中土文献,可见该经中明显存在着具有两晋时代特色的词汇,因而这部经书不可能是东汉译经,其翻译年代不会早于西晋甚至是东晋。     

从《吕氏春秋》看《乐记》部分篇章的成书年代及其佚篇

《吕氏春秋》仲夏、季夏二纪中的八篇文章以论乐为主,通过考察这八篇文章中与《礼记·乐记》相同的内容,可知《乐记》中的《乐本》、《乐言》、《乐象》等篇在《吕氏春秋》撰写前已经基本成书。而结合其他传世典籍中的相关记载,可以推测《吕氏春秋》仲夏、季夏二纪可能还保存了《乐记》十二佚篇中的《乐作》、《说律》与《意（音）始》篇。     

李大钊对“十月革命”认识的改观及原因探析

李大钊对俄国“十月革命”认识的改观是其转向马克思主义的先决条件。出于对民国政治建设寻求借鉴的动机而关注俄国“二月革命”的李大钊,因其自身深厚的政治学养、特殊的“调和”观和朴素的辩证发展观,最终认识到俄国“十月革命”是开启世界新潮流的标志性事件,并转向了马克思主义。     

《都柏林人》中的“灯”意象

在詹姆斯·乔伊斯经典短篇小说集《都柏林人》中,以“灯”为代表的诸多意象表现出极为丰富的内涵。“灯”象征着都柏林人之虚假“希望”,“灯”的缺失状态则揭示了当时都柏林人受殖民者和教会双重压迫的黑暗生活。通过对“灯”意象的阐释,能进一步展示乔伊斯运用“刻薄语体”实现创作意图的精湛写作技巧,并可表现这位自愿流放者对国人命运的终极关怀。     

论《年青的时候》中的语体交叉渗透

《年青的时候》运用了大量的语体交叉渗透,这种表达方式在小说中表现出很强的隐喻功能,在此基础上产生了一定的对比功能和篇章功能,小说的语言语境和文化语境进一步确证了语体交叉的隐喻功能,并由此揭示了小说的反传统的艺术价值。     

大学集群本质探悉与动力机制分析

大学集群是世界各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一种普遍形式。透过国内外大学集群现象可以看出,大学集群内大学之间不仅地理上临近,组织上也临近,因此,它是由各具特色的大学构成的异质性组织。集聚经济效应和知识竞争优势是大学集群形成与发展的内部动力,它与政府推动力、名校效应等外部动力因素相辅相承、共同推动大学集群形成与发展。